□ 徐霁旻 多年就想看望恩师曹明晖，他爱人又是我妻子的老师。他一直住在江城芜湖。听说他今年回到了我们这个江畔小城，于是，冒着蒙蒙春雨，我们学生夫妇，看望了老师夫妇。 我中学5年，曹老师就教了我4年的语文。1971年，我上源潭中学，语文就是曹老师教。那时候，曹老师给我的印象，是大学毕业不久，才20多岁，风华正茂，才华横溢。说话时，是普通话里面夹杂着明显的桐城口音。他是学校的团总支书记，还分管学校广播站的工作。也许，曹老师发现我的语文还可以吧，尤其是朗诵能力，叫我担任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。这使我有一点小小的自豪感。我每次播音之后，都会得到同学们的青睐。其时，所谓的广播站，设备非常简陋，就是一部三用机、一个话筒、十几张唱片，仅此而已。每天三次广播，早上是早餐至预备钟前，大约半个小时，中午是半个小时，下午是课外时间，大约是1个小时。自办节目基本上就是各个班级的来稿，以表扬稿为主，或者播发学校的工作简报、通知、自办节目，时间不定，依稿件多少而定。其余就是放唱片，或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节目。我从初一到高二毕业，都是学校的播音员。虽然，播音占据了我大量的休息时间，但我还是乐此不倦。这不仅锻炼了我的朗诵能力，也培养了我的工作能力。 记得在初一，曹老师还叫我连续两个下午课外活动时间，到学校的会议室，听写作讲座。讲座的老师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王武录。王武录是潜山县棋盘公社东红大队人，和校长徐席珍是老乡。他自学成才，从一个业余通讯员，到安徽省广播电台记者，恢复高考后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首届新闻专业研究生，后来成为《人民日报》社记者、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博导。当时，他讲写作，主要是讲新闻写作，尤其是人物通讯。其实，我还是不太懂。因为这些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跨入初中的学生而言，毕竟还是深层次的、专业性的东西。尽管不大懂，但也有收获，培养了我们的写作兴趣，也提高了我们的写作技巧，灌输了写作的一些基本套路。当时，我还萌发了一种冲动，梦幻着将来要当个作家、新闻记者。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我的水笔没墨水了。曹老师当即从口袋抽出金笔递给我。我走向讲台，好像领金奖一样的激动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写金笔，对于曹老师的这种慷慨之举，我是“受宠若惊”。因为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学生最多是写“新农村”牌自来水笔。“新农村”牌自来水笔，还有大号、小号之分，一般的都是小号“新农村”，是6毛6分钱一支，大号的“新农村”是7毛3分钱。即使是小号“新农村”自来水笔，仍然还有不少同学买不起。许多同学都是写1毛4分钱的圆珠笔。直到我们上高中，班上才有人写金笔，而且还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干部子女。像我们平民百姓的农村孩子，仍然是没有这个福气享受这么高档的消费。纵然有那么几支金笔，也是凤毛麟角，极其稀罕。所以，曹老师给我金笔的事，至今我还是记忆犹新，无法忘怀。而我真正的买金笔，还是参加工作之后的好多年。 在高中的两年里，曹老师上作文课时，常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拿到 班上读。有时候，还就我的作文进行讲解。弄得班上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，羡慕不已。大部分同学，都知道我是个“写手”。许多同学，还把我的作文，抄在一个带封皮的笔记本上，似乎有“珍藏”的意味，让我享受到一种快乐。 那时候，学校礼堂“耕读堂”的两边，各有一块“黑板报”，不定期的更新。曹老师又是把书写黑板报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按照他圈定的报纸杂志的文章序号，用彩色粉笔依次誊写。我自然有了“出版”者先睹为快的自豪感。 我们那时候的课本，都是省编教材，曹老师尽可能地找课外读物，叫我刻写。刻写是钢笔蜡烛，滚筒油印，再发给每个同学。内容诸如赵朴初的《某公三哭》《反听曲》以及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上刊登的一些优秀散文、诗歌。还有语法知识、修辞知识、逻辑知识、汉语拼音讲义等等。积累起来，足可装订一大本。 1975年底，我高中毕业，离开了学校。高考恢复后的1978年，曹老师托信叫我帮助学校刻印教学讲义。我大概刻了几十张蜡纸。曹老师按照每张8毛钱付了我的“辛苦费”。后来，曹老师当了教务主任，还特地请我住在源潭区公所，包房吃住，帮助学校刻写试卷，付了我几天的工资，使得我那个月的手头上宽松多了。 1979年，我那时已是民办教师。课余写了两篇小说，托人带给曹老师看看。不几天，收到了曹老师的来信，对我的写作予以鼓励，并且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。1982年春天，县文化局的几位干部来到了源潭中学，叫我去见面。文化局的人知道我在写作，并且还有了一点小成绩。曹老师叫我到他家里吃午饭，第一次见到了曹老师的爱人——王爱芬老师。王老师说，我的那两篇小说，还很有意思，看了很好玩。说得我当时有一些不好意思。因为毕竟是我的习作。然而，两篇小说虽未发表，却比发表更为重要。它成为无形的介绍信，叩开了我的文化之门。不久，我被县文化局招考为文化干部，从此，我以服务于文化事业为终生职业。 1993年左右，我在县影剧院工作。曹老师到县城教育局办事，中午顺便看场电影。我在观众厅看到曹老师，就要来他手上的电影票，到售票处退了5块钱，还给了曹老师。我说：“有我这个学生在这，你还打什么票啊？”曹老师笑笑。笑声中，似乎蕴含着老师的自豪感。 后来，曹老师调到了县城，任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。我们见过几次面，谈话之间，曹老师得知我还没有取得大学文凭，大概是记在心上。 2000年，县教师进修学校与合肥科技学院联办函授大专班联系。曹老师通知我报了名。而不久，我的女儿生病在苏州治疗，错过了入学考试。两个月后，我才回来，曹老师叫进校总务处退还了我的报名费。虽然是几十块钱，那时对于只有500块钱薪资的我来说，还有着不菲的用处。后来，我考取了安徽大学成教班，曹老师知道后特别的高兴。再后来的几多年，我就没有见到曹老师了。只是听说他得了胃病，动了手术。我心里一直默默地，想看看他。知道曹老师的孩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，打听到他一直住在芜湖。 今年春节之后，得知曹老师回到了我们的县城。我立即和妻子商谈，去看看曹老师。因为妻子又是王爱芬老师的学生，于是我和妻子一道去了。我们夫妇双方，叙谈了一个多小时。临别，我拿出两本书，说：“老师的学生很多，有的已是高官厚爵。我没有什么向老师汇报，就带来两本拙作。”不料，曹老师、王老师夫妇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高官厚爵，固然显赫，但只是一时一地而已。只有这个知识与文化，才是最真实的，比什么都好，比什么都值钱，比什么都有意义！”真是春风雨露，润透心田。 我们学生夫妇出门了，老师夫妇还站着门前廊阶，透过蒙蒙春雨，目送着我们，许远、许远…… (作者系源潭中学高中班第三届【75年】毕业生) | 